建茶如中庸之为德,江茶如伯夷叔齐

建茶如中庸之为德，江茶如伯夷叔齐

创立于春秋时期，确立于西汉时期的儒家文化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圭桌，对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。知识分子促成了茶文化的形成，而儒士又是茶文化传播的主力军，因此他们创作的诗歌也深深地融入了儒家的思想。

南宋的整体社会状况是经济重心南移，频繁的战争中又时时显示出社会短暂的稳定和繁荣，但这些表面的繁荣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，大宋的半壁江山在风雨中飘摇，至宋末，“吏治更为腐败，相权极度扩张。台谏几近虚设，贤人废弃不举，言路似达实塞，战争对象改变.宋金矛盾逐渐退出，蒙古政权崛起，成为新的、更强大的敌人；税收锐减。褚币贬值，恶性通货膨胀加剧。经济徘徊在崩溃的边缘。”而士人的心态与时局息息相关，在晚宋这一腐败世风的时代背景下，儒家文化重视人格修养的道德品质与陆羽在《茶经》所言：“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以茶示俭、示廉，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的修养相一致，正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所言：建茶如中庸之为德，江茶如伯夷叔齐，又日南轩集云：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入台阁胜士，似他之说则俗了，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。

建茶有中庸之德，江茶如伯夷叔齐，而南轩集里说：草茶如草泽里的高人，腊茶入台阁上的胜士。不论是儒家提倡的中庸之德，还是伯夷叔齐、高人、胜士等这些士人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品德高尚。言茶如这些人一样也是在赞美茶的高尚品德。面对腐败世风，诗人常常在茶诗中寄托遗世独立，保持清高与廉洁的品格。如杜范《次花翁第二雪》:“此时清绝难酬赏，羔酒谁言胜凤茶。”雪后天地安静、纯净，有无与伦比的“清绝”，在如此清绝的环境中，茶在诗人看来是远远胜过酒的。在唐代敦煌文书《茶酒论》中，我们知道“酒”与“茶”相互争辩，难分高下，然而，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知道不仅过量饮酒容易误事，而且酒是由粮食酿造的，在农业受到大面积破坏的晚宋，粮食本已经很珍贵，用来酿酒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多饮酒也是腐败生活的一种折射，而茶则不一样，不仅能体现饮茶人的精简，而且饮茶有助于提高人格的修养。

宋亡之后，“遗民诗人”仇远于元大德年间(一)任漂阳儒学教授，儒学在元朝是不受重视，生性恬淡，热爱自然的诗人很快就选择罢归，在游历山水中度过余生。其诗歌《冬口小斋即事》诗人告诉我们：“一瓶雪水煎茶熟，清气真能压武夫。”即冬口，北上的诗人，取雪水煎茶，茶熟之后，诗人认为茶的清高之气质可以压倒威武的武夫。我们都知道茶文化来自于文人士大夫，武夫是不懂得欣赏茶的，蒙古族相对于汉族来说，正如毛泽东诗歌中所言成吉思汗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（《沁园春·雪》）。其文化不如汉族发达，因故国沦陷而被迫在元任职的诗人在这里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人格“清”的坚守，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元朝重武轻文政策的不满。

黄庚《雪》:“羔羊金帐应粗俗，自掬水泉煮石茶。”诗歌写作的背景是在下了一夜雪后的清晨，眼前所见是银装素裹的洁净世界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饮茶是最适合的，暖暖的清茶不仅给诗人身体上带来暖意，更洗涤诗人心灵上的尘垢。表达了诗人对精简、高雅生活的追求，诗人认为“羔羊金帐”是粗俗的生活，还不如自己取泉水煮茶。王同祖《寒夜》其一：“毡裘羔酒非吾事，自碾新茶和雪煎。”诗人认为在遍地阴风呼号的寒冷天，“毡裘羔酒”与自己不相关，自己悠然自得的是碾好“新茶”和着雪水煎。读来诗人独享清闲高雅、简单朴素的生活画面浮现眼前。方凤《陶谷雪茶》以陶谷“扫雪烹茶”的典故为题材，来表达高洁的人格追求。

陶谷(一)北宋著名的大学士，嗜茶，并撰写茶书《茗劳录》，“陶谷得党太尉家姬，遇雪，取雪水烹茶，谓姬曰：“党家儿识此味否？”姬曰：“彼粗人，安知此？但能于销金帐中浅斟低唱，饮羊羔酒尔！”陶默然。”(《尧山堂外纪·宋》)党太尉即党进，是与陶谷同朝的官员，但此人出生于武夫，不认识字，娇娥原是党进家的姬妾。陶谷作为一名大学士看不起没有文化的党进，恰逢冬口突降大雪，陶谷见雪雅兴大发，让娇娥取来雪水，烹制团茶。陶谷询问娇娥党家是否也会烹茶，娇娥十分聪明，明白陶谷的询问是有意显示出党进的粗俗，就投其所好笑着说：“党进那样的粗人，哪有陶学士这样的雅致？他也就会坐在销金暖帐下，听着小曲，喝点羊羔酒罢了。”从此陶谷“扫雪烹茶”的典故由此而出，随后的文人经常引用此典故来表现自己的高雅脱俗：冯夷剪水飞九坟，琼花万树先春开。玉堂学士爱清味，取雪烹茶真快哉。堪笑娇娥党家妓，歌舞但知趋富贵。岂知吾儒俭素心，不夸文绮膏梁味。